信息技术革命的演化趋势

日期:2020-04-01 来源:《科技中国》2020年第一期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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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胡志坚(江南体育下载链接)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十分迅猛,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正在快速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动荡,这种态势给决策主体带来了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如何认识技术革命的演化特点,把握信息技术革命的演化节奏,是决策咨询研究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技术革命是资本追逐利润的产物

  关于技术革命的研究,是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提到技术革命,总是与经济活动中的现象密切相关的,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紧密联系的。技术革命的过程,是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创立和扩散传播的过程,是一种非线性过程,是以演化的周期形式表现的。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商业周期》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美经济发展历史、各种长短经济周期(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发现信用创造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是经济发展和激发经济运行周期性变化以及经济危机的原因。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市场竞争会导致企业生产函数趋同,生产的边际成本与产品价格相等,净利润趋近于零,经济发展将处于停滞的、相对静止的循环流转状态,又称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市场没有剩余资本,追逐利润的动力使得金融冒险家创造信用为实业冒险家从事技术创新供给资本,技术创新得以产生。企业家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的生产函数,使得企业之间产生新旧生产函数和竞争力的差别,破坏均衡,从而创造净利润,经济开始离开相对静止的均衡状态向前运动发展。

  企业之间的竞争会促使企业争相学习、模仿新的技术和生产函数,随着时间流逝,不同企业的生产函数又会趋同,经济发展将趋向新的均衡状态。从旧的经济均衡状态出发,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破坏均衡,再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模仿和竞争,最后达到新的经济均衡状态,构成一个技术创新演化周期。一个技术创新演化周期可以简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半段是主导技术群和新兴产业爆发、成长阶段,后半段是成熟、扩散阶段。表现在经济发展上,前半段是信用创造扩张,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和已有产业的规模扩张,经济繁荣;后半段是信用紧缩,新兴产业日趋成熟和已有产业的结构调整,经济萧条。繁荣与萧条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周期的两个组成部分,犹如硬币的正反面,繁荣是萧条的前因,萧条是繁荣过后的结果。前面繁荣扩张的幅度越大,后面萧条调整的程度越深。

  技术创新的演化过程实质上是新生产函数替代旧生产函数的过程,是生产效率全面提高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没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就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历史就是连续的技术创新演化周期的历史。技术创新的剧烈程度,决定财富增长的幅度、经济周期的波长和萧条或危机的深度。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可观察的最长的经济周期,因此激发此周期的技术创新最为剧烈,这种技术创新称之为技术革命。

  二、工业化以来发生了五次技术革命

  自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200多年以来,历史上共发生了五次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周期的长短划分,不同的学者有所不同。根据弗里曼《工业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自1780年工业化以来发生的五次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过程构成一次康德拉季耶夫波,大约延续50年。分别是:第一次,1780s—1840s,工业革命,纺织品工厂化生产;第二次,1840s—1890s,蒸汽动力与铁路时代;第三次,1890s—1940s,电气和钢铁时代;第四次,1940s—1990s,汽车和合成材料大规模生产(福特主义)时代;第五次,1990s—?微电子和计算机网络时代,即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时代。

  三、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进入协同融合创新阶段

  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以50年为波长,应该到2040年前后结束,2015年左右为中点。据此,我们现在进入了这轮技术革命周期的后半段,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其它经济部门技术的协同融合创新阶段。

  自1990年前后起,信息与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革命,创造了与上一轮大规模生产技术革命周期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信息化生产函数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在信息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在技术革命先导国家与跟随国家之间产生了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巨大差别。

  在信息技术革命周期的前半段,由于金融信用的创造带来总购买力的扩张,使得上一轮的大规模生产的技术范式或生产函数不但能生存而且可以扩张,比如全球在此期间的传统工业的快速扩张;此外信息技术生产函数还未成熟,比如从今天看包括计算能力不强、数据量不大、网络速度不够快等等,导致其扩散能力不强,因此信息化并不能带给传统产业太多的效率或竞争力,比如一些发达国家早期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没有带来期望的效率提升。然而,进入信息技术革命下半期,信息技术日渐成熟,市场对信息化的需求日渐扩大;信息技术产业自身的成熟使其投入产出回报率递减,金融资本将转移到利用信息技术向其他产业部门的扩散来追逐更高利润。其他产业部门通过前期简单扩张已到边界甚至产能过剩,利润枯竭,加上金融信用开始收缩和社会总购买力下降或扩张停滞的外部环境约束,由于竞争将不得不接受信息技术的改造以提高效率求得生存。这种金融资本和其他产业资本投资方向的趋同,一方面导致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创新向扩散型创新演变,另一方面驱使其他产业的技术创新向接纳信息化的创新类型演变。这两种方向趋同的技术创新,可以称为协同融合创新。因此,世界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进入了协同融合创新时代。协同融合技术创新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逐步迈向新的均衡的过程。

  四、后发国家的 “窗口机遇期”

  根据卡罗塔·佩雷丝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技术革命的后半段是后发国家追赶的“窗口机遇期”。在技术革命的前半段,技术革命主导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在主导技术和产业领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显著差距,往往以跟踪学习模仿的角色参与分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后半段,主导部门信息技术和产业经历了前半段的竞争发展已经成熟,自身发展趋近阶段极限,进入ICT产业和使用ICT的门槛大幅降低,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缩小,例如芯片、手机、计算机、电商、网络服务等等;同时协同融合创新领域是全新的“水域”或“无人区”,生产率的增长不依赖于上一轮技术革命的积累,而是更多依赖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扩散或接纳速度与程度,例如汽车的信息化、智能化创造的净价值要远大于传统汽车技术创造的净价值,电商商业模式的竞争力要远大于传统的实体店商业模式的竞争力等等。因此,有条件的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协同融合创新领域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此时是后发国家生产率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窗口机遇期”。

  起跑门槛的降低,意味着参与赛跑的选手更多,协同融合创新时代的全球竞争将十分激烈甚至惨烈。由于在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全球分工地位的差别和路径锁定效应,不同的国家在协同融合创新方面演化路径会有差别。简单来说主要表现为扩散型创新为主导和接纳型创新为主导之间的差别。例如,德国的工业4.0计划是基于德国制造业的强大优势进行智能化改造,是接纳型技术创新计划,是制造业主导的路径;而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大而不强,模仿德国做法不会是资本的主要选择,而可能会选择通过信息技术的扩散来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可能是数字经济主导。仅仅是这种差别,不能决定谁优谁劣或竞争成败,关键是能否积极地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或区域分工合作中并占据应有位置。国与国之间是这样,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是这样。抓住机遇能力的区别,将导致全球、区域经济崛起和衰落的地理格局的变化。

  五、桥接型技术是关键核心

  技术革命的本质,是采用相比旧的技术更有效的新技术或新方式,使得更高密度的、更高生产率的能量流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主体乃至每一个个人,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系统的熵减和有序化,达到结构进化的目的。

  信息技术革命时代,能量流是由信息流主导的。因此,协同融合创新的技术方向是解决不同领域的信息流的流通联接问题,这种联接表现为信息世界、物理化学世界、生命科学世界等的相互渗透融合。人们说“数据”是这个时代的石油。数据无处不在,有的已经以可存储和处理的形式存在,有的还无法获得。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桥接型技术的开发,使得由数据或信息主导的能量流能够传递到需要的地方。

  桥接型技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机结合技术等等。桥接型技术也可以具体分为不同类型,比如基础设施类技术、感知类技术、计算类技术、终端类技术等等,总之是整个社会信息流通所需要的技术。

  信息流每进入一个领域或部门,将带来新的秩序和结构变迁。比如数字经济、大数据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物联网经济、计算经济等是新的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智慧城市、智能社会等是社会的新结构形式,电商、网联汽车、产业互联网等是产业的新结构形式,以及网络化、虚拟化、平台化的新商业组织结构形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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