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粤浙川鲁产学研耦合发展水平比较研究

　　文/朱巍 张景 安然(武汉市科技发展促进中心/武汉科学技术情报中心)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方主体间的深层次合作，各方存在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耦合关系。本文选取湖北、广东、浙江、四川、山东五省为研究对象，在建立产学研结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省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结构与发展水平，找出省份间产学研协同发展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产学研耦合协调度随产学研各主体创新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三方发展的均衡性会影响耦合协调度;经济实力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提升湖北产学研结合绩效提出建议。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方主体间的深层次合作，是产学研合作的较高级阶段，强调合作间的信息共享、相互配合、共同协作，其间信息流、物质流、人才流等的要素流动与相互作用是协同行为发生的关键，正好也是耦合互动的关键。耦合源于物理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相互影响的运动方式。产学研协同创新涉及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个主要创新子系统，子系统间存在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存在关联度较高的耦合互动。相比产学研合作模式、问题、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耦合机理研究能更好地反映创新子系统的互动关系和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

　　本文将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过程略)运用于多个省份的产学研结构研究，将微观耦合机理研究的指标成果与宏观产学研合作核心指标相结合，探索符合发展实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指标体系，测算与分析不同省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结构与发展水平，找出省份间产学研协同发展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一、样本选择

　　我国幅员辽阔，省份众多，区域创新发展一直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从发展探索的实际来看，区域发展战略以直辖市、省份的聚集为主，如早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近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等。在区域发展、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行政单位省对内既具有较高强度的宏观调控职能，对外又具有协调的融合发展职能，能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多角度的实践样本，可作为重要对象开展研究。因此，本文依据科技部《创新型省份指引》(国科发创〔2016〕111号)，从区域性和省份发展阶段出发，综合考虑产学研合作活跃、科教资源丰富的特点，选取湖北、浙江、广东、四川、山东五省做为典型样本，评价和分析典型省份的产学研协同发展状况。

　　二、指标体系

　　本文综合考虑产、学、研各方在协同创新中的主要作用，从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创新活动、创新产出四个维度选取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23个核心统计指标，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12—2017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省年度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等。

　　三、产学研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一)企业创新子系统发展水平

　　2011—2016年，湖北、浙江、广东、四川、山东五省企业创新子系统发展水平分层清晰，省际间并无明显的赶超现象，整体呈现的水平是广东>浙江>山东>湖北>四川。广东省企业创新发展水平起步高、发展快，作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和发展最快的省份，科技创新与创业高度活跃，在全国具有引领地位，处于第一梯队。浙江、山东的企业创新发展水平较为接近，起步适中，稳步上升，都具有沿海省份的开放优势，注重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共同处于第二梯队。湖北省和四川省企业创新发展水平起步慢，正奋力直追，作为中西部省份代表，不断探索企业发展新路径，激发创新发展活力，虽然湖北企业创新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四川，但与其他三省差距明显，两省共同处于第三梯队。

　　(二)高校创新子系统发展水平

　　2011—2016年，五省在高校创新子系统发展水平图中，湖北、广东、浙江起步水平大体相当，四川、山东起步水平也比较接近，但在2014年后出现明显分化，广东高校整体创新发展水平表现突出，显著高于其他四省;浙江、山东、湖北、四川四省高校创新发展水平值均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不同年份间不同省份互有交织。可将五省高校创新发展水平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广东省，高校创新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于其他四省，2014年后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广东省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在体制机制和经济总量上具有极大优势，能支持广东在各种高校发展战略中率先布局，如最早在全国启动了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大力支持引进一流知名高校合作办学等，有力推动广东高校整体水平突飞猛进。第二类是浙江、湖北、山东、四川，四个省份高校创新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接近，整体呈上升趋势。

　　(三)科研机构创新子系统发展水平

　　2011—2016年，湖北、浙江、广东、四川、山东五省科研机构创新子系统发展水平大体稳定，整体发展水平表现为四川>广东>山东>湖北>浙江。四川拥有众多国家级科研机构，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等中央在川科研机构，举世闻名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中国环流器一号均在四川，研究期间四川省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一直明显高于其他四省，处于第一梯队。广东、山东、湖北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处于第二梯队，但与四川科研机构整体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浙江相对其他四省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起点较低，研究期间水平值虽然稳步上升，但仍明显低于其他四省，处于第三梯队。

　　四、产学研协同创新测度与分析

　　借鉴物理学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个子系统发展的相适应程度，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状况。产学研耦合协调度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三大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借鉴相关研究(王伟、孙雷，2016;张旺、周跃云、胡光伟，2013)，将产学研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个阶段：0≤D<0.2为低度耦合协调;0.2≤D<0.4为较低度耦合协调;0.4≤D<0.6为中度耦合协调;0.6≤D<0.8为较高度耦合协调;0.8≤D<1为高度耦合协调。

　　(一)产学研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

　　研究期间，五省产学研耦合协调度的最低值为2011年四川省产学研耦合协调度0.2386，最高值为2016年广东省的产学研耦合协调度0.8625。广东省产学研耦合协调度在2011—2016年都明显高于其他四个省份，2012年率先由中度耦合协调进入较高度耦合协调，2016年成为五省中唯一进入产学研高度耦合协调的省份。山东省产学研由2011年的中度耦合协调状态逐年上升，发展到2016年的较高度耦合协调阶段。湖北、浙江、四川三个省份产学研在研究期间仅从较低度耦合协调阶段发展到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其中，湖北省在2012年率先进入中度耦合协调并一直保持;浙江于2013年由较低度耦合协调进入中度耦合协调并一直保持，但是在2014年耦合协调度值被四川反超，成为该年五省产学研耦合协调垫底省份，2015年增速提升超过四川，并于2016年再超过湖北。四川于2014年由较低度耦合协调进入中度耦合协调并一直保持，是五省中最后进入中度耦合协调阶段的省份，并于该年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超过他省，其余年份四川省产学研耦合协调度在五省中总是处于最末的位置。

　　(二)产学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

　　根据五省2011—2016年产学研耦合协调度发展阶段特征，可以将五省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广东省，产学研耦合协调度经历三个阶段，由中度耦合协调跨入较高度耦合协调，最终实现高度耦合协调，耦合系统处于相互促进的稳定有序状态，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性明显高于其他四省;第二类是山东省，产学研耦合协调度经历两个阶段，由中度耦合协调跨入较高度耦合协调，起步较高，但后期耦合协调度上升幅度较缓慢;第三类是浙江、湖北、四川三省，产学研耦合协调度经历两个阶段，由较低度耦合协调跨入中度耦合协调，研究期间产学研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有赶超第二类山东省产学研耦合协调度的趋势。

　　作为第一类的广东省，是南方沿海省份代表，市场经济发达，体制机制灵活，科技和经济结合紧密，是产学研合作更深、更广、更开放的领头羊，经济体量上全国第一，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走在全国前列，在大力发展本地高校、科研机构的同时，重视以科技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推出各类政策和计划大力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搭建各类创新服务公共平台等，有效提升了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

　　作为第二类的山东省，是北方沿海省份代表，经济实力长期居于全国第三。山东产学研各主体发展较为均衡，既拥有强劲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国企民企都发展较好，拥有多家全国知名的科技企业，同时高水平高校、科研机构林立，还具有日韩贸易的地域优势，为产学研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第三类有浙江省、湖北省、四川省。浙江省作为东部省份代表，是民营经济大省，轻型经济、消费经济表现突出，产学研结合中企业主体资源丰富，科研机构主体较为薄弱，影响了产学研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湖北省作为中部省份代表，是老工业基地和科教大省，产业偏向重型结构、劳动密集型，产学研结合中高校、科研机构资源丰富，企业资源相对较少，科教优势尚未完全向发展优势转化，产学研发展不够协调。四川省作为西部省份代表，是我国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战略基地，军工资源雄厚，科研机构优势尤其突出，但企业和高校表现较为一般，导致产学研耦合协调提升较慢。

　　五、结论与建议

　　一是产学研耦合协调度随产学研各主体创新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提升。时间上各省均呈现稳步上升的状态，空间上五省产学研耦合协调性具有一定差异，可分为三类不同的耦合协调状态：第一类是南方沿海省份代表广东省，产学研耦合协调性最好，进入高度耦合协调状态;第二类是北部沿海省份代表山东，进入较高度耦合协调状态;第三类是东中部省份浙江、湖北、四川，进入中度耦合协调状态。第三类省份产学研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普遍高于前两类省份。

　　二是产学研三方发展的均衡性会影响耦合协调度。产学研发展的均衡性表现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水平及承载能力均能达到同类档次，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纳能力与高校、科研机构对科技成果的产出能力能够有效对接。四川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但企业的创新发展水平未能充分承载，因此强大的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对四川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的影响效果不明显;而山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表现虽不十分突出，但三方发展水平比较均衡，使得产学研协同合作进入较高度耦合协调状态。

　　三是经济实力有利于提升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广东、山东的经济实力在五省中排名第一、第二，产学研耦合协调度也排名第一、第二。经济实力强大代表着企业强大的产出能力，市场需求更为活跃，能为产学研合作的协同开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经济实力强大也能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更雄厚的财力支持。

　　四是对外开发水平有利于提升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广东是中国的南大门，与港澳乃至全球合作密切，山东临近日本韩国，两省在经济贸易的对外交流过程中，体制机制更加灵活，具有更多的国际科技合作机会、较强的创新资源全球配置能力，从而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高水平发展。

　　五是对湖北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水平的展望与建议。推进产学研均衡性发展，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引导高校、科研机构面向市场需求创新，进一步增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融通创新。探索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通过共建工业技术研究院、组建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开展协同创新，增强企业对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吸纳能力。加大科研仪器设备尤其是专业性行业性强的实验仪器设备、工程化研发设备等的投入，有效提升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及水平。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力度，进一步突破资金对技术创新的“瓶颈”约束。增加开展研发活动数量，进一步实现研发良性循环的创新发展模式。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实力，在重点产业积极寻求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机会，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本文系湖北省技术创新专项软科学项目“湖北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2019ADC128)研究成果。